李洱是我十分信任的作家，是我眼中没有败笔的写作者。以我一孔之见，他也许是当今中国一经落笔，必成经典的小说家，相当罕见。《应物兄》是一部立足汉语思想传统、从内外两个方向拷问汉语，而饱具深仁厚爱的作品，提升了现代汉语文学的品质，更新了现代汉语在小说创作中的面貌，让人震惊和羡慕。
十几年前，当他开始构思《应物兄》时（当然，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这部小说姓甚名谁，是何模样），我便对他开玩笑说，我要为你写一部书，名叫《李洱诗学问题》。作为一个博学的小说家，李洱当然知道，这个题目模仿——或者干脆说剽窃——了米哈伊尔巴赫金。巴氏有一部伟大论著，名为《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》。在潜意识中，我也许有把李洱当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念头，却从不敢以米哈伊尔巴赫金自许。巴赫金是我的偶像；我对待他，就像信徒对待他们心目中的神。
我自认为是个守信的人，或者，我希望自己是个守信的人。李洱或许也希望我是个守信的人。年6月，当我听说他写了十三年（加上酝酿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十三年）的作品终于要出版时，我知道，写作《李洱诗学问题》的机缘到了。从年7月起，我放下已经写到中途的那部小书，花了两个月时间，将李洱除了《应物兄》之外的所有作品，再次逐字逐句地阅读了一遍，以便为这本小书（其实只能算一篇长文）做准备。从年11月1日开始到今天，终于写完了这本小册子。
能够兑现自己的诺言，总算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吧。
我在《李洱诗学问题》中，引用了李洱有关其作品的许多言论。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，我这样做，确实是很犯忌的事情。作家的话决不能轻易信任；批评者能不征引他们的言论最好不征引，以免误会和误导。我在此之前所做的批评工作中，就很少征引作家、诗人关于其作品的言论。但李洱似乎可以例外。李洱从创作伊始，就是一个沉思型的作家。只要熟读他的作品，尤其是以作品编年的方式熟读其作品，会强烈地感觉到，李洱像西方古典哲学家创建哲学体系一般，在创建小说体系；李洱的所有作品都互相牵连，都有自己的来路和出处。基于这样的印象，我在逻辑和理性的层面大致可以说服自己去相信：李洱对自己作品的解读和理解值得信任。
反讽时代（下）
*本文为《李洱诗学问题》节选
深陷于新儒学的应物兄当然知道：近世以来，宜于作诗的汉语被其众多的使用者纷纷责之为、指控为不宜于科学；道光已还的中国处处受欺、时时受气，则被归因于、归罪于味觉化的汉语，还有它支持、宠幸的应物原则。有人颇为敏感或曰十分“眼尖”地观察到，“轿子的滥觞与程朱理学的兴起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。”而程朱理学正好是宜于作诗的语言正出的苗裔，被五四先贤纷纷认作中国处处挨打、时时受气的渊薮所在，因为它至少催生了象征等级制度的轿子：“轿者，肩行之车。”而这等样态的交通工具，显然违反了知识理性，陷早已被发明出来的车轮于水火、于不义：竟然让人充当车轮，实在当得起开“历史倒车”的考语。敏感的诗人因此写道——
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，
没有气流的激变，没有山海的倒转，人在单调疲倦中死去。
（穆旦：《玫瑰之歌》）
有人甚至极端地认为，耳朵离大脑较眼睛离大脑更近，所以，拼音文字比象形文字达致大脑的速度更快，实在有必要废除汉字。指控者们的态度、立场和观点出奇地一致：围绕味觉组建起来的汉语必须得到逻各斯的彻底改造；在味觉中加添视觉，将零距离的应物原则与远距离的应物原则相混合，尽可能追杀味觉及其支持、宠幸的应物原则，才能有效处理日益复杂而又转瞬即逝的现代经验。众多的指控者们因此“知道自己的舌头急需要滋阴壮阳。这个伟大的觉悟迫使中国的舌头放下架子集体投靠了鸟语，或夷语。它被认作我们舌头的春药”。一场影响深远的语言改造运动就此展开，史称“白话文运动”。这场运动的实质和旨归，被过于仰仗和依赖视觉化汉语的汪晖一语道破：“不是白话，而是对白话的科学化和技术化洗礼，才是现代白话文的更为鲜明的特征。”被充分视觉化的汉语在获取分析性能（亦即“科学化和技术化洗礼”），因而功力大增，并且生猛有加的同时，也顺势接管了逻各斯随身携带的求真伦理和反讽特性；反讽特性和求真伦理就此过继为视觉化汉语的本质规定性，却并不因其养子的身份稍有辞让，反倒一副舍我其谁的派头，致使作为“口力劳动者”（《应物兄》语）的费边之流没日没夜“啸聚书房”；他们无论对事、对物，都从分析性的角度极尽敲骨吸髓之能事，却没有成己以成物的任何念头，只热衷于分析一切可见，甚或不可见之物：“‘这是一个分析的时代，’他（即费边—引者注）说，‘所有人都在分析，什么都得分析。教师在分析学生，学生在分析校长；病人在分析医生，医院；丈夫在分析妻子，妻子在分析情夫；人在分析枪，枪在分析人；人对灵魂做出分析，灵魂对人做出分析；天堂在分析地狱，地狱在分析天堂……’”但归根到底，费边是正确的：汉语被视觉化之后，实在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幸免于分析的境遇，甚至连是否可以或者需要自绝于人间，都可以得到十分理性的分析。北京大学一个女生自杀前，在BBS（BulletinBoardSystem的简称，亦即“络论坛”）留有遗书：“我列出一张单子/左边写着活下去的理由/右边写着离开世界的理由/我在右边写了很多很多/却发现左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写的……”
寄身于这等语言空间的应物兄心中有数：殖民主义最核心的秘密之一，就是语言殖民；作为数度赴美或访学或公干的儒学教授，具有全球眼光的应物兄心知肚明：如此这般的自我语言殖民导致的普遍后果，很可能是中国得以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基础与保证。有理由相信，和古老的汉语臣民相比，怀揣各种放不下之心的应物兄算得上全球化时代的“新人类”；他默认的尴尬局面，则从他不得不认领和接管的视觉化汉语那里，接管和认领了作为本质规定性的反讽特征，这个态度过于傲慢、骄横的养子。
作为英美新批评的掌门人，布鲁克斯（CleanthBrooks）从纯粹修辞学的角度出发，认为反讽（irony）应该隶属于悖论（paradox）；但两者的相互混合，很可能更为得体，也更符合实际情形。因此，“口是心非”（反讽）得以与“似是而非”（悖论）水乳交融，互为体己，互为知音。赵毅衡匠心独运，特意将反讽从纯粹修辞学的领地和视野中，抽取出来，以至于成功提炼出大局面反讽这个一锤定音的概念。而所谓“大局面”的符号表意者——
指的是不再局限于个别语句或个别符号的表意，而是整个作品，整个文化场景，甚至整个历史阶段的意义行为。在这种大局面表意中，可以看到反讽的各种大规模变体，此时大部分反讽没有幽默意味，很多具有悲剧色彩，而且反讽超出浅层次的符号表意，进入对人生、对世界的理解。
实在没有必要怀疑：在每一种相对成熟的语言中，很可能都存在着作为纯粹修辞的反讽。但也同样没有理由怀疑：依照古老汉语的古老脾气，它更倾向于强调“兴、观、群、怨”，更乐于提倡文章“能如冷水浇背”，让人“陡然一惊”，便达致“兴、观、群、怨之品”。而在古典中国，文章被认为“当以理致为心肾，气调为筋骨，事义为皮肤，华丽为冠冕”。反讽因此不常见于古老的汉语，不太待见于古老汉语的古老脾气。在中国，大局面反讽的概念，大约只能建基于汉语的视觉化（或视觉化的汉语）；赵毅衡不过是把视觉化的汉语（或汉语的视觉化）预先看作了不言而喻，因而无须多论，甚至无须谈论的事实。对此，被叙事人认为熟悉现象学的应物兄教授同样很清楚。
赵毅衡更为重要的贡献，则是在大局面反讽的基础上，提出了反讽时代这个极富启发性的概念。但反讽时代并非赵氏服膺的诺斯罗普弗莱认为的那样，仅仅是机械进化论（Mechanicalevolutiontheory）——说客观堕落论（Theoryofobjectivedegeneration）更为妥当——中的第四阶段，亦即反讽阶段。艾瑞克弗洛姆（ErichFromm）极为精辟地认为，“在西方文化的根源——希腊和希伯来文化——中，生活的目标是完美的人，现代人则认为生活的目标是完美的物，以及如何制造此物的知识。”因此，现代西方人实际上“处于精神分裂性的无能——无力于体验情感”的状态，有类于季宗慈提出的“婚姻即体制性阳痿论”。即便有了弗洛姆心怀善意又满是忧患意识的申说，反讽时代仍不免于脱胎以及内含于逻各斯这个基本的事实：反讽时代并不是现代西方人的独有之物。实际的情形与此刚好相反：反讽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基因，是西方历史的胎记；它随时间的流逝不断放大，不断得到极端化，决不仅仅是修辞更替、换代的产物。如果仅仅得之于修辞的换代和更替，近世以来运转愈加疾速的反讽时代就显得太过轻飘和轻薄，附带着，还过于小瞧了人家逻各斯的威力，会让逻各斯满脸地不高兴——难道我就这点兴风作浪的本事？克尔凯郭尔（SorenAabyeKierkegaard）一语道破了个中真相：“恰如哲学起始于疑问，一种真正的、名副其实的人的生活起始于反讽。”依照克氏之见，作为“真正的、名副其实的人”的生活场域，反讽时代既并存于苏格拉底和基督寄身的时空，也最晚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和基督存身的时空。
批评家兼小说家吴亮很严肃地问道：“小说家有义务为自己虚构的人物行为做解释吗？”应物兄先生的制造者不在乎这样的质疑，反倒有过诚恳的道白：“我的很多小说习惯于表达一种悖谬性的经验。但我不认为，这种悖谬性的经验，仅仅是对事物的荒诞性的体认。真理的对立面也可能是真理，与真理的对立面一定是谬误，对这两种看法，我认为前者更有积极的意义。”真理的对立面也有可能是真理，亦即A与－A同时存在，并且同时为真，有如斯威夫特（JonathanSwift）说：“幸福就是痴迷于长期受蒙蔽的状态。”这等有违同一律的荒谬局面，更有可能存乎于一个绝对反讽、绝对悖谬的年月，也就是齐泽克在他那篇有名的文章中，提到过的那个时间段落：“愿你生活在趣味横生的时代！”（Mayyouliveininterestingtimes!）诚如李洱的深思熟虑之言，在数千年来的汉语书写史上，差不多也只在这个“趣味横生的时代”，亦即养子骄横、恣肆、横行的年月，视觉化的汉语作家才有机会“被深深搅入了当代生活，被淹没在普通人的命运之中，以致他感觉不到那是命运，他感觉到的只是日常生活。他的目光是平视的，如果他仰望天空，你会觉得他是翻白眼”。早在二十世纪初年，林纾就盛赞狄更斯（CharlesDickens）“扫荡名士美人之局，专为下等社会写照”的写作风格，更赞赏狄更斯“叙家常至琐至屑无奇事之迹”的小说风采。李洱所谓的“搅入了当代生活”，意味着彻底放弃撩人心智的传奇，摈除传奇带来的高拔、超升，还有某些时候被刻意隐藏起来的轻盈；转而醉心于和有罪于日常生活随身携带的下沉、“至琐至屑”，甚或猥琐与萎缩。仰望天空不仅再也无染于超越与飞升，还直接等同于形而下层面上的翻白眼，却没有阮籍那般富有虚幻的尊严感，以及满心的不屑与轻蔑。但这差不多是对A与－A同时存在、同时为真给出的恰切之看，是汉语视觉化的终极产物，既自觉，又得体。反讽时代的子民，亦即反讽主体，对作为自身命运的反讽本质毫无感觉，顶多察觉到溶解和稀释了反讽本质的日常生活，则是对A与－A同时存在、同时为真给出的正当回应，既正确得无比正常，又正常得无比正确。正因为有这等腰身的反讽时代在为相对主义（relativism）撑腰、鼓劲，才让“怎么都行”的号子被后现代主义者喊得震天价响。当此之际，记住弗洛伊德（SigmundFreud）的教诲也许很重要。以哈罗德布罗姆（HaroldBloom）之见，“弗洛伊德关于人类困境的观点也是圣经式的：因为干预是为了引起我们的答应，我们就不免认为我们是一切；因为我们与干预者很不相称，我们就害怕自己什么也不是。”或许，这就是兰波（JeanN.A.Rimbaud）在某首诗里咏诵过的那种境况：“要么一切，要么全无。”反讽时代（或相对主义）语境中的儒学教授，“我们的应物兄”，还有在此之前李洱唆使诸多叙事人为应物兄制造的诸多同类，因汉语的视觉化而面对的困境也必将是圣经式的吗？他（们）的干预者到底在哪里？或者：圣经式的困境对于应物兄及其同类，究竟有几分可能性和可靠性呢？
这都是那些有抱负的小说家亟待面对的问题，必须处理的主题。
《李洱诗学问题》
敬文东
人民文学出版社
《李洱诗学问题》是一部论述李洱迄今为止全部作品的专著，书名有意模仿了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论著《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》，该书从小说写作的语气入手，分析在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，李洱经历了何种程度的语气转向，语气转向如何帮助小说家处理越来越复杂的现实，语气转向与母语的关系等等。该书结构清晰，旁征博引，试图打破中西和古今，揭示文学的普遍意义。
敬文东，年生于四川省剑阁县，文学博士，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。主要有《指引与注视》《皈依天下》《艺术与垃圾》《感叹诗学》《小说与神秘性》《新诗学案》等学术专著，有《写在学术边上》《梦境以北》《房间内的生活》等随笔、小说和诗集，另有《被委以重任的方言》等学术文集。曾获西部文学双年奖小说奖、唐弢文学研究奖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，入选教育部“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”。
原标题：《敬文东：?反讽时代（下）
《李洱诗学问题》》